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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激越与死灭:二二八世代民主路》(上)──变调的欢迎曲

2020-06-10 21:57| 发布者: B彩生活| 查看: 686| 评论: {php} echo

书名:激越与死灭:二二八世代民主路作者:黄惠君出版社:远足文化出版日期:2017/02/15

《激越与死灭:二二八世代民主路》(上)──变调的欢迎曲

第二章 变调的欢迎曲

饿得不得了 

在人民的日常生活里,感受最深的是什幺?战后的台湾竟然饥饿不已。

一九四六年从元旦开始,法官吴鸿麒的日记便浮着担忧:「因食粮缺乏,社会有不安空气,为政者不可不讲究对策也。」不少地区陷入饥馑,台南及台北万华都传出缺食自杀的消息。

台湾曾被寓为东亚的米仓,年有多余粮食出口,何以此时竟落得无米可吃?

战争导致稻米减产固是原因,但为政者无能解决米粮问题,更增人民愁苦。战后百业待兴,人民只有等待、只有怀抱希望,盼能度过战争余震,但大半年过去了,米价仍居高不下,眼看着新年即将到来,迎接新春,却无欣喜:「近日米贵至十四元,米珠薪桂,一般人实难生活。政府全无对策耶,令人不解。」

陈仪政府并非全无措施,只是所有政策尽皆失灵。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长官公署颁布「管理粮食临时办法」,沿用日人在战时的米粮配给制度:总收购、总配给。但却碰到农民不愿意把米交出来,因政府收购价格过低,农民贫困至极,血汗结晶再交出去,就什幺都没有了。而台湾光复,却踏袭日本剥削农民、强徵米粮的制度,亦招致批评及抵制。

此法走不通,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陈仪政府放弃配给制,准许粮食自由买卖。但却因无配套措施,先是引起农民包围,因断然取消配给,农民余粮已上缴,自己反而无米可吃。民众也骚然不安,因停配前有人领到,有人尚未领到。

就在政策换轨、青黄不接之际,米价开始攀飞。又逢天不雨,在预期稻米减产的心理下,粮食恐慌竟像瘟疫般蔓延。

缺粮之际,那现有米仓内的存粮,会如何处置呢?政府下令封存各县市米仓,这是陈仪惯行的统制经济:将物资都握在手上。结果是负责米粮配给的官员,监守自盗、图谋巨利。这让饥饿边缘的人民,更难忍受。

悲观的气氛瀰漫着,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作家吴新荣日记提到的还是饿:

雨而不降,风而直吹,蕃薯及不大,百姓即直饿,福而不到,祸而直来。

人民生活之苦,熬过了战争,却未稍减。

政府抢米

雾峰林家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,即拥有中台湾大量田地,林献堂日记里短短记着个人境遇:「蔡继琨命军队二十余名,各持短鎗来包围农仓,欲取米粟。士英使人来问如何对付,嘱其不可抵抗,一任其自由抢夺。」

这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,中部警备司令部蔡继琨少将,带军队将雾峰农会的存米搬运一空。

米粮配给断然停止后,黑市米价飞涨,此时被政府封存的米,各地都来请愿要求配额,雾峰地区虽已取得县长刘存忠允诺,但仍遭军方强行搬走。

几天后,林献堂日记记着:「乡公所三时开树薯籤粉配给会议,因农业会之米被蔡继琨尽数取去,无可配给,非代用食不可也。由乡长为代表,对农业会借出二十万円,买籤仔粉三万斤,每斤六円五角也,配给贫民,仅收半价。」

米被军方强行抢去,大家只能吃树薯籤,被视为民间领袖的林献堂,竟如此无奈。

而此事尚未告一段落,军方认定,林献堂手上必定还有余粮,再次逼迫,情绪向来十分内敛平稳的林献堂直言:「政府搬去的米粮皆是老百姓的伙食米,他们现在都是(买)黑市米维持生活,但因粮价飞涨,困苦异常,正在吁请发还前所运去的米以抒困境。政府若没有米可还老百姓,亦应结价给予价款,假使现在不能立即给发,亦应指定日期偿还。政府一味向老百姓要米,而拿去之米分文不给钱,如此作法,不但老百姓无法维持生活,政府也无法维持威信。⋯⋯」

据陪同在旁的叶荣钟所述,听到林献堂这席话,与蔡继琨偕同前往的警备总司令部熊少将怒气满面:「『今日之事,只看林先生答不答应,若不答应,就请您老先生同我们上台北去。』⋯⋯同时用手向桌面一拍⋯⋯四个宪兵拿着上刺刀的步枪,排闼而入⋯⋯」。

林献堂后来因为这件事,受到警备总部调查。而政府抢米不付钱,农民只能向黑市买米,会激起什幺样的愤慨,可想而知。

《激越与死灭:二二八世代民主路》(上)──变调的欢迎曲

人造米荒

米价荡呀荡地,时高时低,人民像在走钢索,不安一直悬宕着,不知下一刻会如何。直到六月中旬,米价终于回落到十块左右,大家鬆了口气。这时《民报》社论提醒当局〈防止米粮私运出口〉:

在此米价下跌之时,我们抱一个杞忧⋯⋯每斤十元上下的米价,于全国中或许是最便宜的,只懂自私自利的商人们,凡有赚钱机会,趋之唯恐不速,哪里顾得台胞的饱与饿?政府虽有不许移出的禁令,但商人走私的巧妙、殆有防不胜防之处。在贪汙丑事叠出不穷的今天,何处能得秉公无私严厉从事取缔的官吏?

这担忧不假,二二八前夕所查获的米糖走私,确实就源自米价下跌时。据冈山警察所调查:「苏基谅、李犇两名,利用村长之地位,自去年六月至本年二月,前后四回,指挥部下走私数百包之白米及糖,获得不少之横财。」

事实上,一九四六年第二季台湾的产米量就恢复正常了,且尚有余粮。既然如此,何以米价仍一日高过一日,甚至在一九四七年初出现激烈涨风?

已是战后第二个新年了,人民维生的米,并未因丰产而减价。「米价既爆腾,斤二十七元之高矣。诸物价自旧曆新年以来,日高一日。庶民阶级如何生活耶?社会皆感不安。」

政府一再表示,台湾米的生产量是足够的,且尚有余裕,米价飞涨是囤户操纵使然。那问题就来了,何以政府竟处理不了人为的操纵?处理不了商人居奇囤货?处理不了官商勾结?

政府不许米榖移出,公权力可以抓走私。但若公权力收贿、放行走私,或甚至自己就是走私的源头呢?

〈大员走私〉的新闻在米价上扬之际,欲发戳刺着社会。台中县水产课长杨国耀走私米糖却未能捕获,花莲县长张文成走私四大船稻米被发现,其中三条船,一被高雄海关,二被驻日盟军、三被花莲民众发现而扣留。

首长贪腐,当然是民生恶化的源头。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《民报》载「花莲米粮直升,一家三口自缢」,花莲的米价更居全台之冠。

米价受此波动,人民生活窘迫困苦,恐怕是在二次大战期间都未曾经历的。台湾社会已不能安静了,不少地区民众上街、游行请愿,要求政府解决米荒。台北街头出现一份署名「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」传单,扬言抢米:「本团为生活之驱使,为全台民众之生命抗争,⋯⋯决定于三日后,率导民众实行抢米运动,并制裁囤积魁首,以申正义⋯⋯」

这不见得能发生,但却是另一种表达忍无可忍的抗议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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